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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沉寂与发现 ——李白《古风》唐宋接受史论略
2021年07月16日 10:05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作者:尚永亮 谷维佳 字号
2021年07月16日 10:05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作者:尚永亮 谷维佳
关键词: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唐宋接受史;“古风”观

内容摘要:唐宋时期,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的接受方式大致经历了仿作、选编、评点三个阶段,分别以晚唐贯休和宋初田锡等人同题仿作及宋人员兴宗的戏作、五代韦縠《才调集》和北宋姚铉《唐文粹》的选编、南宋葛立方特别是朱熹等人的评点为节点。这一过程,伴随着不同时段受众“古风”观从模糊到清晰、从泛化到具体、从偏误到矫正的变迁,并展示出两个方面的特殊性:一是诗人主导风格对其另类小众作品的遮蔽,易于形成某一时段的接受空白;一是受众接受方向与诗人对作品的自我期许,往往形成严重错位。就《古风》三百余年接受史而言,朱熹之评点具有承前启后、矫枉开新的作用,可视为引领《古风》接受方向的第一读者。

关键词: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唐宋接受史;“古风”观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唐宋时期,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的接受方式大致经历了仿作、选编、评点三个阶段,分别以晚唐贯休和宋初田锡等人同题仿作及宋人员兴宗的戏作、五代韦縠《才调集》和北宋姚铉《唐文粹》的选编、南宋葛立方特别是朱熹等人的评点为节点。这一过程,伴随着不同时段受众“古风”观从模糊到清晰、从泛化到具体、从偏误到矫正的变迁,并展示出两个方面的特殊性:一是诗人主导风格对其另类小众作品的遮蔽,易于形成某一时段的接受空白;一是受众接受方向与诗人对作品的自我期许,往往形成严重错位。就《古风》三百余年接受史而言,朱熹之评点具有承前启后、矫枉开新的作用,可视为引领《古风》接受方向的第一读者。

  关 键 词: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唐宋接受史/“古风”观

  作者简介:尚永亮,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谷维佳,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古风》五十九首是李白创作的一组重要诗作,但其在唐宋两代的接受过程却沉寂而缓慢。考察唐宋《古风》接受史的历时性演变,以及受众“古风”观变迁对其接受方式、方向、效果的影响,是李白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目前学界还少有人对此展开接受史层面的专论,台湾学者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①,侧重于李白《古风》对前人接受的研究,而对其在后世的被接受却不曾论及;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②虽涉及朱熹的《古风》评点,但对其特殊意义的认知似一间有隔。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就此一问题作些考察,既勾勒《古风》在唐宋时期的接受脉络,发掘其内在意蕴,也尽可能地补足其缺失环节。

  一、接受方式变迁与重要节点

  唐宋时期对李白《古风》的接受,大致分为三个节点:先为晚唐贯休、宋人田锡等人的同题仿作以及员兴宗之戏作,次为五代后蜀韦縠《才调集》和北宋姚铉《唐文粹》的编选,终为南宋葛立方特别是朱熹等人的评点。从仿作到编选再到评点,呈现出既有交叉又步步深入的接受进程。

  (一)仿作与戏作:诗歌创作层面的继承与模仿

  李白之后,韩愈有杂言《古风》一首,李绅《悯农》也曾题为《古风》。虽题目相同,但其语言、内容及艺术手法,均与李白《古风》相去甚远。到了晚唐,作者渐多,《唐语林》卷二《政事下》谓:“张维、皇甫川、郭鄩、刘庭辉,以古风著。”③可略见一时情形。据《宋史》卷二○八《艺文七》载:刘驾、李殷、于濆各有“《古风诗》一卷”,曹邺“《古风诗》二卷”。④只是这些题名《古风》的诗集,不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很有可能为宋人裒集编纂而成,故存而不论。

  值得重视的,是晚唐诗人贯休所作《古风杂言》二十首,⑤其中包括五言为主的《古意》九首、杂言十一首。《古意》九首从语言、内容到风格特征,均呈现出对《古风》明显的模仿痕迹。首先,吸收借鉴了大量李白《古风》中的词语,如“一笑双白璧,再歌千黄金”(李白)——“我有双白璧,不羨于虞卿”(贯休);“归来广成子,去入无穷门”(李白)——“唯寻桃李蹊,去去长者门”(贯休);“金华牧羊儿,乃是紫烟客”(李白)——“莫见守羊儿,谓是初平辈”(贯休);“清风洒六合,邈然不可攀”(李白)——“是何清风清,凛然似相识”(贯休)。其次,句子结构也有相同处,如“人生非寒松,年貌岂长在”(李白)——“人生非日月,光辉岂长在”(贯休);“秋花冒绿水,密叶罗青烟”(李白)——“红泉浸瑶草,白日生华滋”(贯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稍加寻绎,即不难发现二者间的内在关联。当然,贯休《古意》对李白《古风》的接受,更多地是整体糅合后的一种吸收借鉴,而非单篇一对一的简单模仿,诸如《美人如游龙》篇,即融合了李白《古风》其四十九《美人出南国》与二十七《燕赵有秀色》对美人形象和结局的描写;《阳乌烁万物》篇,更是吸收了李白《古风》其二十、二十五、四十、四十五、四十七多篇诗句诗意,重新组合而成。对此细加体察,会有不少新的发现。

  宋初田锡以实际创作追摹李白《古风》,其《咸淳集》现存诗歌中,“古风歌行”从卷十七到卷二十,共四卷四十五首,整体追求清真的格调,其中卷十七《拟古》十六首,从语言到风格与李白《古风》都极为贴近,一脉相承。史浩有《古风》四首,另加标题《颐真》《云壑》《月岩》《善渊》,虽为写景,却有古味,得李白《古风》神韵。苏轼有《古风》一首,“俯仰凌倒景”⑥等句,在内容、风格上颇得李白《古风》游仙诗之精髓。惜乎三人均未明确提及其创作与李白《古风》之关系。与之相比,员兴宗的戏作就直接、明朗了不少。其《李太白〈古风〉高奇,或曰:能促为竹枝歌体,何如?戏促李歌为数章》,用竹枝歌体把李白《古风》中的《黄河走东溟》《天津三月时》《郢客吟白雪》《郑客西入关》由五言古诗压缩、改编成了七言绝句。这组诗歌,从诗意、用典到遣词造句,皆明确祖太白《古风》而来,全用《古风》中语进行剪裁压缩,很少自创新句。这样的仿作和改制,虽只能称为游戏笔墨,却丰富了对李白《古风》的接受方式,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古风》的影响。

  (二)从《才调集》到《唐文粹》:选本标准的变化和接受程度的加深

  别集、选本是诗人诗作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载体。不幸的是,唐人魏万、李阳冰、范传正所编李诗全本迄今全部散佚,现存四种入选李诗的唐人选本中,只有殷璠(盛唐时人)《河岳英灵集》和韦縠(五代时人)《才调集》收录了《古风》之作。然而,前者虽收有《庄周梦蝴蝶》一篇,却题作《咏怀》而非《古风》,这就在影响力上打了折扣;相较之下,后者明确以“《古风》三首”为题,堂堂正正地亮出了招牌,成为迄今所见最早连选《古风》三诗且以“古风”为题的唐诗选本,这就有了标识性和集中度,因而特别值得重视。《才调集》所收三诗,分别为《泣与亲友别》八句⑦与《秋露如白玉》⑧《燕赵有秀色》两篇。韦縠为何选这三首,而不选最为后人看重的《古风》首篇《大雅久不作》,也不选在后世选本中入选频率较高的《西上莲花山》《大车扬飞尘》等篇?或与《才调集》编选标准独钟中晚唐温丽秀美的诗风有关,其自序明确选诗标准为“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⑨,所选《古风》三首,尤其是《秋露如白玉》《燕赵有秀色》两篇,韵致高雅,清丽秀美,是符合这一审美倾向的。由此,也可见出晚唐文学审美风气对李白《古风》接受趋向的影响。

  真正使李白《古风》走入人们接受视野的是《唐文粹》的编选。从初盛唐到中晚唐,姚铉共选十六家诗人六十四首作品,汇编入“卷第十四上诗五”,总题曰“古调歌篇一《古风》”。兹按顺序摘录如下:

  李白《古风》十一首,王绩《古意》三首,道士吴筠《览古》十四首,贺兰进明《古意》二首,释贯休《古意》九首,李涉《咏古》一首,卢仝《感古》三首,贾岛《古意》一首,释皎然《效古》一首,吕温《古兴》一首,刘禹锡《讽古》二首,白居易《续古诗》十首,孟郊《古意赠补阙》一首,祖咏《古意》二首,陆龟蒙《古意》一首,李白《古意》一首,权德舆《古兴》一首。⑩

  由上可知,姚铉所选诗题中皆含“古”字,直观地体现了其“以古为纲”的选编准则。这些诗歌多以五言为主,重视讽谏,言多比兴,颇有古意。从内容看,或以古今对比穷究天人之理,探寻兴亡变化之道;或以历史人物遭际表达富贵无常、荣辱无定、祸福难料之慨;或以香草美人喻君恩难求、贤士见弃之感,是李白《古风》的自然延续。从风格看,继承儒家中正平和、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整体上较为克制,浑厚温婉,与李白《古风》多有相似处。从语言、意象看,尽力淡化斧凿痕迹,摒弃浮艳华丽之风,追求清真自然,意象偏清新明丽之景,色调以雅致冷淡为主,契合李白《大雅久不作》篇所谓“绮丽不足珍”“垂衣贵清真”(11)的诗学追求。从诗中人物和用典看,多用历史典故,尤以历史人物为主,如吴筠《览古》中的尼父、巢由、子胥,卢仝《感古》中的箕子、比干、苏秦,祖咏《古意》中的楚王、夫差等,皆为上古三代高士,与李白《古风》中频繁出现的庄周、鲁仲连、郭隗等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就此而言,这些入选诗作体现了古朴、厚重、平实、淡雅的特点,具有诗歌风格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使受众易于形成所选诗歌属同一类型的认同感。编选者在选择诗人作品时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这是姚铉以“古风”为这类诗歌命名的一大要因;但更重要的是,他将这类诗歌的肇始者确定为李白,而且把李白《古风》放在最显要的打头位置,连选了十一篇作品,这不能不说是对李白此类诗作的一个大力彰显。在某种意义上,他既借此展示出其尚古态度和复古倾向,又为李白此类诗作做了一个大大的广告,使后来者只要涉足古题古意,便无法越李白《古风》而过之。

  (三)由偏误到矫正:朱熹评点的奠基意义

  目前所见,唐代尚无对《古风》直接评点的资料传世。宋初最先论李白而涉及“古风”概念者是田锡。其《贻陈季和书》曰:

  夫人之有文,经纬大道。得其道则持政于教化,失其道则忘返于靡漫……若豪气抑扬,逸词飞动,声律不能拘于步骤,鬼神不能秘其幽深,放为狂歌,目为古风,此所谓文之变也。李太白天付俊才,豪侠吾道。观其乐府,得非专变于文欤?(12)

  这里,“古风”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并非专指《古风》五十九首。由“观其乐府”可知,他所说的“文之变”“变于文”,主要指李白那些乐府诗作。所谓“豪气抑扬,逸词飞动”“放为狂歌,目为古风”,似与《古风》五十九首的整体格调不相吻合,也与李白在《古风》中表现的复古倾向和诗学追求不尽一致。这只要看看《古风》首篇“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等诗句,即可明显感知到李白以复归《风》《雅》为己任的创作旨趣了。事实上,《古风》五十九首从整体上大多展示出一种雍容和缓的基调,较少出现“豪气抑扬,逸词飞动”的情况。就此而言,田锡这段评说,虽然涉及“古风”一词,却并非对李白《古风》的准确评价。

  与田锡相比,南宋初葛立方的相关评说更具针对性。在《韵语阳秋》中,他曾数次发表对李白《古风》的看法:“李太白、杜子美诗皆掣鲸手也。余观太白《古风》、子美《偶题》之篇,然后知二子之源流远矣。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则知李之所得在《雅》。”(13)“李太白《古风》两卷,近七十篇,身欲为神仙者,殆十三四:或欲把芙蓉而蹑太清,或欲挟两龙而凌倒景,或欲留玉鸟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游八极,或欲结交王子晋,或欲高挹卫叔卿,或欲借白鹿于赤松子,或欲餐金光于安期生。岂非因贺季真有谪仙之目,而固为是以信其说邪?抑身不用,郁郁不得志,而思高举远引邪?”(14)这两段议论,一方面为李白《古风》寻找到了久远的源头,谓其“所得在《雅》”,另一方面又不无偏颇地认为这些诗作多游仙之词,是李白主观上对“谪仙”称谓的自我强化。当然,他同时也提出另一种解释,即在这些貌似游仙的作品背后,也许深藏着作者“郁郁不得志”的现实情怀。细味葛氏上述意见,尽管尚未尽善,但毕竟已接触到了《古风》的几个重要特点,为稍后朱熹的评说作了先期铺垫。

  或许受到葛立方看法的影响,朱熹的《古风》评点在准确度和深度上有了大幅升进,并对田锡的偏误认识起到了根本性的矫正作用。其观点约有如下几端:

  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

  张以道问:“太白五十篇《古风》不似他诗,如何?”曰:“太白五十篇《古风》是学陈子昂《感遇诗》,其间多有全用他句处。”

  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古风》两卷多效陈子昂,亦有全用其句处。太白去子昂不远,其尊慕之如此。然多为人所乱,有一篇分为三篇者,有二篇合为一篇者。(15)

  且以李杜言之,则如李之《古风》五十首,杜之《秦蜀纪行》《遣兴》《出塞》《潼关》《石濠》《夏日》《夏夜》诸篇……亦自有萧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细碎卑冗无余味也。(16)

  这些论说,都注意到了李诗不专主豪放飘逸,而是还有“雍容和缓”的一面。朱熹所举《大雅久不作》,正是这种和缓诗风的代表。平实而论,这一观点是准确的,是深具慧眼的,在此前的评点中,似尚无人明确认识到这一点。在朱熹看来,太白尊慕子昂,其《古风》学的是《感遇》,这就为其找到了一个近源;这类诗与杜甫的一些古体名篇一样,均具“萧散之趣”,能令人从中体悟到言外之“余味”。从这一角度出发,他还指出李诗非无法度,而是运用随心,消弭于无形,这是李白圣于诗的表现。以“法度”和“圣”论李白而非杜甫,也是朱熹的创见。进一步看,朱熹指出了《古风》的文本错乱问题,认为这种错乱是后人所为,虽未明言错乱的具体文本为何,但就其“一篇分为三篇,二篇合为一篇”的说法,结合《才调集》、“两宋本”来看,似指向其二十《昔我游齐都》篇。而由文本的错乱,又间接引出篇数不定的问题,从而使《古风》文本的不确定性凸显出来。

  朱熹对李白《古风》是非常熟悉的,对其内涵也有深入的体悟。据稍后于他的罗大经记载:

  公尝题广成子像云:“陈光泽见示此像,偶记李太白诗云:‘世道日交丧,浇风变淳源。不求桂树枝,反栖恶木根。所以桃李树,吐花竟不言。大运有兴没,群动若飞奔。归来广成子,去入无穷门。’因写以示之。今人舍命作诗,开口便说李杜。以此观之,何曾梦见他脚板耶?”(17)

  这里所录诗,环亚电子最高返水:是《古风》中的第二十五首,表面上看,似与广成子遁世求仙相关,但深一层看,透露的却是诗人对“世道日交丧”的无比愤慨之情。“不求桂树枝,反栖恶木根。所以桃李树,吐花竟不言”,以比兴手法出之,讽谕当世,余味曲包,给人留下多少警醒和启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朱熹才在观友人所示广成子像时将此“偶记”之作表而出之,并直斥今人虽口称李杜,却未得李杜真精神,谓其“何曾梦见他脚板耶”?某种意义上,朱熹对李白的称赞,是以他对李诗的真切体察为基础的,是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同时,这段记述,也适可成为前引评点的某种印证。

  朱熹之后,刘克庄(1187~1269)、方回(1227~1305)等对《古风》亦有所论及。刘克庄延续了朱熹的观点,认为《古风》源自陈子昂《感遇》:“太白《古风》……与陈拾遗《感遇》之作笔力相上下,唐诸人皆在下风。”(18)更晚的方回则认为《古风》是学《选》体的结果:“太白初学《选》体,第一卷《古风》是也。”(19)比之朱熹,两人所论新见无多,只是在前者基础上的延续和发挥而已。

  二、唐宋接受史中“古风”观的变迁

  唐宋《古风》接受方式和节点变化,根植于时人创作和“古风”观的变迁,在仿作、编选、评点三个层面互相影响,呈现出由偏误到矫正、由浅显到深入、由模糊到清晰的特征。

  “古风”一词,中古时期已经出现,其义皆指太古之风、古朴之风,且多用以评人。到了唐代,“古风”始与诗文创作发生关联,人们对其内涵的理解,也开始多样化起来。据《唐摭言》载,“孟郊……工古风,诗名播天下”“王贞白、张蠙律诗,赵观文古风之作,皆臻前辈之阃域者也”“刘驾与曹邺为友,俱攻古风诗”。(20)这里的“古风”,似已专指特定的诗歌类型,即与今体律诗相对的古体诗,除其风格古朴、真淳,形式上不拘格律、可以自由抒写外,在内容上也与风雅比兴挂起钩来。如宝应二年,唐代宗在写给刘晏的制词中,就说他“词蔚古风,义存于比兴”(21);《旧唐书·李翱传》载李翱奏状,批评当世“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22),即将是否合乎“比兴”之法、发扬“《六经》”之旨,视为“古风”的一个基本义项。这种情形,在中晚唐诗人的作品中表现得就更明显了。

  考察此期诗人们对“古风”的认识,大多与李白所倡诗旨相契合。这可从涉及“古风”一词的诗句一窥其貌。王鲁复《吊韩侍郎》“星落少微宫,高人入古风。几年才子泪,并写五言中”,(23)将五言视为古风诗歌的主要语言样式;刘驾《送人登第东归》“见诗未识君,疑生建安前……我皇追古风,文柄付大贤”,(24)以建安前诗为标准判断所作古诗是否具有古风精神;姚合《赠张籍太祝》“古风无手敌,新语是人知”(25)、齐己《览延栖上人卷》“今体雕镂妙,古风研考精”(26),认为“古风”是与“今体”“新语”相对而言、同时而生的概念;郑谷《访题进士张乔延兴门外所居》“近日文场内,因君起古风”(27)、李中《和昆陵纠曹昭用见寄》“还往多名士,编题尚古风”(28),注意到当世追慕古风的热潮,文人编题“崇尚古风”的风气在晚唐文场得以复兴;李中《览友人卷》“初吟尘虑息,再咏古风生。自此寰区内,喧腾二雅名”(29)、杜荀鹤《读友人诗》“君诗通大雅,吟觉古风生”(30),皆追踪溯源,将“古风”与《雅》诗关联起来;李咸用《览友生古风》“分明古雅声,讽谕成凄切”(31),更将讽谕之旨和凄切之调视为这类源于雅诗之作的传统。此外,从上述引诗还可看出,无论是对人还是对诗,称其“有古风”或“得古风”乃是一种赞美性的正面评价。从语言风格、艺术手法到追根溯源各方面,唐人对古风诗歌的认识,及对当时文场复归古风思潮的直观感知,都是比较敏锐且有见地的。这些认识虽皆产生于李白《古风》之后,与李白“古风”观和《古风》五十九首整体风格相契合,但因未明确提及与李白《古风》之关联,我们还难以将二者简单地捆绑在一起。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的,即至迟至晚唐诗人张祜之时,李白的此类诗作似已冠以“古风”之名,张祜也读到了其中的一些作品。其《梦李白》有言:“我爱李峨嵋,梦寻寻不见……匡山夜醉时,吟尔《古风》诗。振振二雅具,重显此人词。”(32)这里,张祜由读李白“《古风》诗”,既表达了对其人的追慕,也揭示了此类诗作对“二雅”的承接。由此反观前引中晚唐人有关“古风”的诗句,则其以五言为主,上溯风雅,崇尚复古而志在讽谕的“古风”认知和创作旨趣,已昭然可见。

  唐人对“古风”的这种认识,在宋初田锡这里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移和泛化。田氏在“目为古风”的论点下举李白乐府为例,而不选《才调集》中即已定名为“古风”的《古风》五十九首,以及《咸平集》中“古风歌行”四卷混编的做法,皆缘此而致。到了稍后的姚铉这里,田锡的偏误方得以纠正。姚铉编选《唐文粹》,将关注点放在《古风》五十九首,在“古风卷”编次中“以古为纲”,抓住了古风诗歌的精髓,使其“古风”观得以明确展现。从其入选作者、篇目、数量诸方面综合考察,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初步认识:其一,入选诗篇题目中皆含“古”字;其二,所选诗人从初唐王绩、祖咏,到盛唐李白,再到中唐孟郊、权德舆、刘禹锡、白居易,最后到晚唐陆龟蒙、贯休,形成一条古风诗的创作主线,大致涵盖了唐诗发展的几个阶段;其三,盛唐、中唐无论诗人数量,还是入选篇数,都大大超过初、晚唐,这与唐诗发展的整体态势相当,也表明编选者以盛、中唐为重心的倾向;其四,姚铉把李白《古风》置于首位,其余诗人大体按生活时代先后为序,并把李白《古意》也编排于后,极有可能是为了照应总题名中的“古风”二字,隐射“古风自李白始”(33)的观点;其五,诗人诗作能否入选“古风”卷,除以题目中是否包含“古”字为准则外,更重要的是从内容、主旨到艺术手法诸方面看其是否与李白《古风》相契合,李白《古意》的入选即证明了此点。如此看来,姚铉从“古题”“古意”两方面着眼,秉持“以古为纲”的原则,选取唐诗各阶段最能代表古风精神的诗人诗作,以编选方式间接地展示了其“古风”观。

  相较于“仿作”和“选编”在接受上的间接性来说,知名诗人的“评点”更加直接、明确,对诗歌价值的发掘和接受方向的导向作用更大。朱熹的“古风”观是在评点李白《古风》时展示出来的,既精审公允,又新颖独到:从近源看,《古风》来自《感遇》,与陈子昂一脉相承;从风格看,雍容和缓,而非专是豪放;从内容看,多有寓目现实、抒写怀抱者;从手法看,从容于法度之中,有规可依;从艺术造诣和效果看,则属圣于诗者,饶有余味。这些意见,如散点透视,从不同方面概括出李白《古风》的几大特征,使人真正认识到了此类作品在李诗中的特殊面目和独有价值,具有《古风》接受史的奠基意义。如果将考察的视线再向后延伸,可以发现,元明清三代如刘履、朱谏、胡震亨、陈沆诸家对《古风》的评价,几乎都沿着朱熹指点的方向细化、深化,而少有大变异者。由此,也可见出朱熹评点的导向功用。

  三、《古风》接受史之特殊性及相关启迪

  《古风》从产生到真正走入诗人及评论家视野,其价值由沉寂到渐次呈现再到被人重视,大约持续了300余年。考察此一接受过程,其特殊之处约有两端:

  一是相较于李白隆盛的诗名,《古风》五十九首接受速度缓慢,潜藏期较长,出现了长时段的评点空白。直至朱熹等人,才真正以“评点”的方式揭橥其价值。究其原因,除唐人所编数种李白集过早散佚(34)、后人难睹其最初面目外,《古风》五十九首本身雍容和缓、清真雅正、似乎略显低沉消极的整体格调,与受众群体所熟知并偏爱的李白昂扬激烈、豪放飘逸的主体风格相去甚远,以致掩盖在李诗众多名篇璀璨夺目的光环之下而为人忽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是其接受过程缓慢、价值发现较晚的最重要因素。

  二是诗人对其所看重作品的期待,与受众接受效果之间,在较长时间段内存在“错位”现象。毫无疑问,《古风》五十九首是李白极为重视的一组大型诗歌,承载了其中晚年以诗垂名的宏愿。组诗首篇《大雅久不作》开宗明义:“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表明诗人想要以此留名千古的宏愿。但诗人自身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受众接受方向和效果的同步,这期间的“评点空白”及宋初田锡的偏误认知,即显示了诗人期望与读者接受之间的错位。

  究其原因,这种情形又与唐宋时人抑李扬杜的诗学评价有关。李杜诗歌捆绑式的对立品评肇始于唐时元稹、白居易,至北宋王安石等人杜优李劣的舆论造势,此风变得更加炽热。对立式的评价方式必然诱发对诗人主导风格的过分强调,而相对忽视了脱离主导风格之外的其他作品,并最终导致对李杜诗歌评价的标签化倾向。诸如杜为“诗圣”、李为“诗仙”,“杜诗沉郁顿挫”“李诗豪迈飘逸”这类标签式、印象式的单一评价,对迥异于李诗主导风格的《古风》组诗,起到了很大程度的遮蔽作用,以致大批受众往往受其影响而不自觉。“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的话,用在《古风》接受史上,倒是很贴切的。

  《古风》五十九首于唐宋时期特殊的接受历程,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迪:首先,在对诗人主导风格认知的同时,更要关注知名诗人的小众另类诗歌,尤其是诗人自身比较看重的作品,以避免后者为前者遮掩的“灯下黑”现象。其次,受众群体对诗人某种诗风的集体认同易于形成强大的惯性力量。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后来的接受者往往形成“接受盲区”。只有在某个历史节点,出现有识见、有影响力的评说者揭破其面目,才会使这部分作品真正走入接受者的视野。再次,这位有识见、有影响力的评说者,对深入认知某一接受对象所起的作用和效果,可能远远大于被认知惯性遮蔽的受众群体。用西方接受学术语来说,这位评说者即“第一读者”,他在准确揭示文本深层内涵的同时,也大致规定了接受维度,引导了后世的接受方向。就此而言,将朱熹视为《古风》接受史上矫枉开新、引领方向的第一读者,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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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尚永亮 谷维佳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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