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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时间与空间:新冠肺炎病毒肆虐下的思考
2021年06月28日 09:05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作者:胡键 字号
2021年06月28日 09:05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作者:胡键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全球化是一个老话题,但在新冠肺炎病毒肆虐下,全球化又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全球化本身发轫于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是一种客观趋势,但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和人类的贪欲,促使人类文明以不合适的方式嵌入“异类文明”。于是,全球化进程就变成了人类文明“携带”着“异类文明”向全球拓展的进程。加之资本、技术、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对全球化的赋能,全球化的时间轴和空间域都被这些因素严重扭曲。于是,全球化时代便成为一个充满了全球风险的时代,风险的全球化使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是孤岛,尽管抗疫促使各国不得不相互隔离,但全球合作的愿望和实际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这恰恰表明以逐利为目的的全球化所遭遇的困境,促使人类进行必要的反思;而以摆脱疫情困境和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合作为目的的全球化,则通过云端而演绎着全球的“同一个世界”。

    关键词:全球化时间轴空间域新冠肺炎病毒风险社会

    作者简介:胡键,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全球化是一个老话题,但每一次世界出现重大事件的时候,全球化都会成为一个焦点性话题。从“西雅图抗议”引发的反全球化现象以来,世界历经了“9·11”、金融危机,以及美国“特朗普现象”等重大事件。学术界几乎把每一次事件都与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全球化联系在一起,认为事件改变了世界,尤其是对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和全球化都产生了巨大冲击。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的肆虐,也同样引发了学术界的激辩:全球化是否全面停止?中美是否走向新冷战?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充斥着世界各国的主流媒体和各种自媒体。全球化的未来究竟走向何处?我们不能仅仅以想象的知识和有限的感性认识来推导,而应该从历史中去寻找启示。历史虽然不会重演,但历史对现实乃至未来往往具有昭示作用。

    一、全球化在时间轴上的滥觞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的全球化是滥觞于资本扩张的经济全球化。但是,全球化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共产党宣言》只是告诉人们全球化的客观事实。当然,他们的确论及了全球化的原因是资本的对外扩张,也阐述了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是对外扩张的原动力。但是,全球化的内涵远远比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内容要丰富和复杂。

    中世纪中期(公元1000—1300年),是欧洲发展的关键时期,在主流历史学家看来,中世纪是最黑暗的时代,然而美国学者本内特(Judith M· Bennett)和霍利斯特(Warren Hollister)指出,中世纪中期的欧洲,“人口逐渐增长,财富得以汇聚,城市得到发展,教育得到振兴,疆域也在扩张”。塔纳斯(Richard Tarnas)也认为,在人口增长、农业改善和贸易发展的前提下,欧洲“具有古老封建秩序固定不变的世界正让位于一个新世界”。到14世纪初期,此前数个世纪的人口剧增终于达到了顶点,欧洲面临着人口过剩的局面,而生产力却在下降。因此,14世纪初欧洲的经济面临着这样一种处境:有更多的人需要养活,有更多的地租,有更多新的赋税,有更严重的资源稀缺。到了1315年终于爆发了大饥荒,一直延续到1322年,欧洲因饥荒死亡的人数达到了欧洲总人数的一成。此外,各种牲畜尤其是牛、羊等大规模死亡,欧洲到了举步维艰的境地。14世纪前半叶,欧洲从大饥荒喘过气来后,本可以有更大的发展,但1347年欧洲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瘟疫即“黑死病”。有研究表明,病毒忽隐忽现地在欧洲飘荡,一直到1721年才正式得到了控制。“黑死病”肆虐高峰期夺走了欧洲大约1/3人口的生命,在部分人口密集的城镇,死亡率甚至超过了50%。

    无论那场“黑死病”爆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饥荒与瘟疫确实促使欧洲人到远方去寻找新的“流着奶和蜜的迦南地”,从而有了欧洲人的海上探险,实现了穿越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并返回欧洲的环球航行。由于新航路的开辟和此前已经出现的商业结合,商业贸易的规模和对外辐射力都大大提升。加之一些革新技术的成果已经应用到生产实践之中,欧洲不仅是在复苏发展中走出中世纪的,而且是在从西欧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告别中世纪的。我们可以看到欧洲中世纪这样一种历史进程:人口过剩——饥荒与瘟疫——新航路开辟——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所以说饥荒和瘟疫不仅没有使世界相互隔绝开来,反而正是饥荒和瘟疫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和创新生存技术。

    瘟疫促使欧洲人去思考:如何拯救人类自身?14世纪的“黑死病”促使人们寻找新的大陆,瘟疫蔓延到17世纪时则促使人们思考如何从技术上控制瘟疫。人们已经得知,新的大陆是有限的,但技术一旦突破则可以发挥长久的功效。当时技术的突破,一是体温计的发明,意大利生理学家圣托里奥(Santorio)根据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的相关技术成果,设计了体温计和一种比较米波快慢的脉动计。体温计的发明对了解人体因外界原因包括病毒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具有重要作用。二是英国生理学家哈维(William Harvey)发现了血液循环,他应用活体解剖的实验方法,直接观察动物机体的活动;同时,他还精密地算出自左心室流入总动脉和自右心室流入肺动脉的血量。三是英国生理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意大利生物学家马尔皮基(Marcello Malpighi)、荷兰微生物学的开创者雷文胡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等发明了用于观察微观世界的显微镜。显微镜的发明使人类的认识第一次进入一个陌生的微观世界。由此可见,科学革命远早于工业革命。

    史学家都承认,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那时的英国已经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是“世界工厂”。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对1750年的英国有过描述:“这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主要因贸易和经营而致富;这是一个强大又可畏的国家,不过这种实力主要建立在那种商业性最强、贸易气最重的武器——海军之上;这是一个拥有非凡自由和宽容的国度,而这种自由和宽容又与贸易和中产阶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纺纱机为主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也认为,“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期间,英国纺纱的机械化,使单个生产力提高了300至400倍,所以英国在总的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激增……随着它使自己成为‘第一工业国’,其份额继续增加”。在他们之前,恩格斯在1844年撰写的《英国状况》一文中就列举了18世纪中期英国的一系列发明,“这些发明使社会的运动活跃起来。它们的最直接结果就是英国工业的兴起,首先是纺织业的兴起”。因此,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就成为“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绕着它运转”。于是,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工业革命似乎仅仅是生产工具意义上的革命,但实际上由于遭受一次又一次瘟疫的肆虐,在此之前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医学及医疗技术的发明创造更早于生产技术的发明创造,甚至可以说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是工业革命的先导。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是阶级—资本逻辑分析方法,主要是为了揭示资本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所以即便他们关注到科学技术包括医疗技术领域的发明创造,也因它们与他们所要分析的对象关系不大而被刻意回避了。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全球化内涵主要是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是资本为了满足其唯利是图的本性而对外扩张的全球化。然而,回溯欧洲中世纪中后期的历史,我们发现全球化的内涵似乎远远超过经济的含义,饥荒与瘟疫促使欧洲人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这个过程不仅开辟了新航路,而且也的确发现了新大陆,这为后来的商业资本进行商业扩张提供了可能。由此可见,欧洲走出中世纪固然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有关,但同时与人文主义引发的技术创新也有关。由于技术创新,欧洲一方面在历史的时间轴上走出了中世纪,另一方面也在空间上走出了欧洲。

    二、全球化在时间轴上的嬗变

    全球化客观上是一个二律背反,但全球化的内涵在时间轴上是不断变化的。首先,全球化从目的与动机来看是欧洲人为摆脱饥荒、瘟疫以求生存而走出欧洲大陆的过程,并逐渐转变为在全球追求利润的过程。大饥荒的悲剧以及随后的瘟疫促使人们努力寻找新的生路,但求生存的欲望与早期商业资本的发展而引起的骚动于心的欲望,从一开始就结合在一起了。只是生存的威胁暂时掩盖了资本的欲望而已,但资本的欲望从来就没有被抑制,始终有一种向外扩张的冲动。早期商业并不存在资本过剩即“利润率的下降不能由利润量的增加来抵消的那种资本——新形成的资本嫩芽总是这样——的过剩,或者是指那种自己不能独立行动而以信用形式交给大经营部门的指挥者去支配的资本的过剩”。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复苏和发展,资本集中垄断的情形也越来越严重,资本过剩的情况也就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形下,解决利润率下降的唯一手段就是资本输往国外,“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这就是资本扩张的过程。而在1400年以后,借助于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和海军装备技术的进步,资本对外扩张就更加便利了,而且资本也超出了经济的职能逐渐具有了政治的职能。资本扩张不仅有“剑”而且还附上了基督教的“灵魂”。因此,资本逐利的对外扩张过程也是一个西方文化扩张的行为。

    其次,全球化在文化上是一个分为“基督教世界”与“非基督教世界”的过程。有一种说法,资本的对外扩张源于基督教的扩张主义,而且“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但究竟是基督教的扩张促使了欧洲资本的扩张,还是资本的扩张附加了基督教传播“福音”的内容,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无可靠的证据。不过,基督教会的确在11—13世纪的近200年里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宗教军事行动即十字军东征,目的就是要“收复被阿拉伯穆斯林入侵占领的土地”,尤其是“圣城”耶路撒冷。十字军东征被史学家认为“聚合了当时三大时代热潮:宗教、战争和贪欲。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没有基督教的理想主义,那就不会有十字军了;然而,从异教徒手中解放耶路撒冷,使其重新对基督教朝圣者安全开放的梦想,若没有新土地上滚滚财富的诱惑,也不会如此诱人”。也就是说,基督教的战争扩张不仅始终是与财富、贪欲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其矛头主要就是针对“非基督教世界”。不过,全球化开启以后,始终伴随着两个过程:一是欧洲化过程,二是基督教改造过程。这两个过程不是分开的,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欧洲化的过程是指欧洲内部的同质化过程,所谓文化同质化就是要求欧洲人皈依基督教,所谓基督教化则是欧洲人在资本殖民扩张的过程中也必须用基督教“教化”东方“野蛮民族”。欧洲内部的欧洲化是非常成功的,几乎所有欧洲边缘民族最终都皈依了基督教。但是,基督教化过程并不顺利,尤其是在东方中国,鸦片战争之前,欧洲传教士先于资本来到中国,最初也许是传播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科学知识以及“上帝的福音”,以便对“非基督教世界”进行“基督教化”改造,这种情况在鸦片战争以后就更加突出。各种西方科学知识,诸如天体理论和与此相关的历法知识很受当时中国士人的欢迎,而“天”“天主”“天堂”等的天主教思想则因为与中国佛教、道教、儒教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冲突而受到拒斥。

    再次,全球化在地域上是一个将世界分割为“东方与西方”的过程。全球化是西方向东方扩张的过程,东方进入近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东方民族意识觉醒。中国的民族意识觉醒正是因为鸦片战争,此前只有“华夏”与“蛮夷”,而无民族主义之说,如果存在着民族意识,那也是在“夷夏”观念的框架之下的对视,而不是现代政治框架中的民族主义。于是,在东西方对视与比较之下,东方才知道自己的落后,特别是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曾经的泱泱大国内部一些士大夫意识到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从而有了林则徐的“放眼看世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主张。这些主张为中国的现代化点燃了星星之火,它历经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等,也历经了器物文化—制度的变革向观念层面变革的转化和突进,但它并没有在中国成为一种燎原之势。五四运动之后,现代化的命题在文化走向的讨论中成为时代的强音,但对于“现代化究竟是什么”却长期存在着争论,当时中国报刊上所讨论的现代化就是“西化”与“欧化”。中国知识界的这种主张又恰恰与西方对东方的诉求是一致的,尽管最终的目标不一样。中国知识界的目的无疑是民族复兴,而西方的目的则恰恰相反,是要“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或者说,这个全球化进程最终“演变成一个没有东方的全新的‘全球西方’,而它本来是必须面对东方来证明自身合法性的”。

    最后,全球化在人群上是一个区分“我们”与“他们”的过程。“东方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与非基督教世界”等区别,最终要落到“我们”与“他们”的区别之上。中国因其独特的文化和文明自然地成为西方眼里的“他们”,尽管利玛窦也曾经冒宗教之大不韪而力图证明基督教教义与儒家学说是相容的,包括在他后面来到中国的一些传教士也有人试图沿着利玛窦的观点继续向前走,但耶稣教会对儒家学说的迁就,还是导致了它与天主教其他修会之间的矛盾与论争,最后罗马教廷裁决了耶稣教会的失败。这看起来是基督教内部的争论,但却是因中国问题而起,最后的结果不只是耶稣教会的失败,而是表明基督教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基督教建构起来的“中国”是作为一个“他者”即与基督教世界的“我们”不同的“他们”而存在的。如果联系亨廷顿《我们是谁?》一书,我们便可以看出他在冷战结束后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最终可以归结在“我们”盎格鲁—新教文化的白种人与“他们”非基督教世界的有色人种之间的冲突,因而表现为一种强烈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民族主义”。这虽然是说美国内部的文化问题,难道不也正是关于全球化问题中“我们”与“他们”分割开来的一种情形吗?

    三、全球化在空间域中的内涵

    全球化究竟是什么?学术界迄今也没有达成共识。根据马克思观点,全球化与世界历史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从特殊劳动向抽象劳动的转变过程是劳动的异化过程,这个过程是生产使用价值的特殊劳动,是形成资本的过程;而生产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则是开拓世界历史的过程。也就是说,马克思思想中所包含的全球化意蕴主要是指一种资本对外扩张的现象。后来的大多数全球化论者也都持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是市场的全球整合,是市场要素的全球性流动。但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全球化……它的内容无论如何也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关于经济的相互依存,而是我们生活中时—空的巨变。”吉登斯在这本书中进一步从政治、经济、社会、通信技术、民族国家权力、个人消费等方面阐释了“时—空巨变”的具体内涵。赫尔德(David Held)等继续沿用了“时空”观念来解释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是这样一种情形:“在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世界正在被塑造成一个共享的社会空间;在全球一个地区的发展能够对另一个地方的个人和社群的生活机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可见,全球化的内涵的确包含资本的对外扩张,但全球化所覆盖的领域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显然全球化的内涵被人为地且严重地窄化了。

    从全球化空间的角度来剖析全球化“空域”上的“要素”,首先,我们要重新理解“文明”这个概念的内涵。文明是长期沉淀下来的,有益增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适应和认知、符合人类精神追求、能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人文精神、发明创造以及公序良俗的总和。简言之,文明与文化一样,与人类结合在一起的才是文明,没有人类活动痕迹的一切都不是文明。然而,从“文明”一词的起源来看,它最初并非这种用法。根据《说文解字》:“文,错画也。象交文。”也就是说,“文”是象形文字,源于甲骨文的纹理纵横交错之形。“明,照也。从月从囧。凡明之属皆从明。”《尚书·虞书·尧典》中有“钦明文思”四个字,唐代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对此进行了解释:“临照四方谓之明,经天纬地谓之文。”而“文”与“明”合在一起作为一个词出现,最早见于《尚书》:“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这句话是用来形容舜:智慧深远且文德辉耀,温和恭敬的美德充满于天地间。比《尚书》晚一些成书的《周易·文言》中也用了“文明”一词,即“‘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意思就是“见龙在田”,天下万物就得到光明普照而神采奕奕。以上表明,文明最初与人类的活动并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一种自然状态,后来人们借用这个词来表达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的总和。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可以把自然界一切生物体的活动在地球所留下的痕迹——由于它标识着该生物体的进化、发展——称为该类生物体的“文明”。当然,因为此类“文明”完全不同于人类文明,这里我们称之为“异类文明”。

    我们不难发现,全球化的“空域”之中,不只存在人类不同民族、种族文明的全球拓展,而且存在“异类文明”的全球“蔓延”,各种病毒(半生物体)、病菌(微生物体)等作为“异类文明”存在于地球上的时间远远早于人类文明。人类史书关于病毒、病菌的记录不会早于公元前2400年,大概是古代埃及纸书中的“Set”一词,据推测极有可能是麻风。此后,关于疾病、瘟疫的记载就成为人类史书的常见内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病毒、病菌的“异类文明”就始于那时,而是人类对它们与人类文明交集的认识始于那个时候,在此之前,它们早就自然地存在于地球上。当然,病毒作为半生物体的“文明”现象存在,需要寄宿于生命体中,在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之前,它们寄宿于其他动物身上。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人类文明与“异类文明”之间发生交集甚至是嵌入呢?

    一是战争。人类文明的全球扩展最初主要是基于战争。远古的人类战争往往是人类早期全球化最重要的开拓手段,古代欧亚大陆上的民族迁移,都历经了血与火的战争考验。这种方式的全球化后来被定义为“地区间以及文明间的相遇”,“主要表现为军事和文化强权的征服以及人口的迁移——特别是帝国的统治、世界宗教、游牧部落的入侵、农业的扩张,以及与它们相伴的人类疾病传播”。战争也是扰乱人类文明与“异类文明”关系的因素。战争把病菌从一个地方带到了战乱的地方,而战争的环境更进一步助长了病菌的繁殖与传播。例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描述过,发生在雅典的瘟疫,“起源于埃及上方的埃塞俄比亚的一些地方,由那里传播到埃及和利比亚,以及波斯王国的大部分领土的”。希波战争后,瘟疫也就成功地从北非进入希腊地区。同样,14世纪中期的鼠疫也因战争而起,1346年金帐汗国的蒙古军队围攻克里米亚地峡的加法城时,把寄宿于亚洲腹地的野生啮齿类动物身上的病毒带到了那里,从而导致瘟疫愈演愈烈,又被在加法城里侥幸活下来的意大利商人通过商船带到了欧洲各地。

    二是经济开发和贸易。人类的经济活动既是人类欲望扩张的行为表现,更是人类利用自然资源追逐利益的开发行为。而在这种行为之中对利益的追逐是充满了竞争甚至是冲突的,一些拥有能力禀赋的人会获得相应的资源优势,另外的人则会对自然资源进行破坏性开发。无论是对自然进行过度性开发还是破坏性利用,人类在利益面前都会沾沾自喜。人类的悲剧也正是从不善待自然开始的。恩格斯就警示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人类不当且充满了贪欲的经济行为正是病毒蔓延肆虐全球的根源。正如人类打开了自然界的“潘多拉盒子”一样,各类病菌从自己的“文明”空间中走了出来。与此同时,资本的对外扩张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对外贸易。虽然马克思说过,“在整个18世纪期间,由印度流入英国的财富,主要不是通过比较次要的贸易弄到手的,而是通过对印度的直接搜刮,通过掠夺巨额财富然后转运英国的办法弄到手的”。但贸易的确是资本开启现代全球化的重要手段,贸易又将走出“潘多拉盒子”的病菌通过各种交通工具带到各个殖民地,或者从各个殖民地带到欧洲。因此,人类的经济开发和贸易活动使人类文明在全球拓展的同时,也开启了人类之外的“异类文明”的全球化进程。

    三是食用,也就是人类把野生动物作为食物来食用。尽管所谓的上帝与人类立约:“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为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蔬菜一样。”但是,人类如果真的相信所谓的上帝,那么天堂就真的存在了。一些被愚弄的民族和对自然界无敬畏感的民族真的把一切都看作是“为人类准备的”。人类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就是人类文明以错误的方式嵌入“异类文明”的行为。于是,各类病毒从过去的宿主(各类野生动物)进入人体,把人类的个体作为新的宿主。结果,病菌的“异类文明”从被动地进入人类文明之中转变为积极地嵌入人类文明之中,人类文明的全球拓展同时也是病菌“异类文明”的全球化。

因此,从空间域上来看,以利益诉求为特征的人类文明的全球化因其失调而告一段落,但病菌等“异类文明”的全球化正狂飙突进,正如市场的发展往往忽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文化区别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区别。“当前疫情的蔓延广度和危害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表现为对人类生命的威胁,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世界民众心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造成的危害”;“异类文明”的全球化进程也同样忽略了人类文明的个体、社会、文化等区别,也超越了主权国家的边界,而“附着于”人类身上。换言之,“异类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全面嵌入,决定了人类不再以肤色、民族、国家等为壑,而是全面加强人类全球性的合作。否则,人类在一次又一次遭受“异类文明”的袭击以后,却一次又一次迅速将其忘却。这就正如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所说的那样,“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

    四、全球化在空间域中被赋能

    从时间轴上看,当“异类文明”嵌入人类文明之后,会导致人类个体的大规模死亡,但人类文明的全球化在人类自救的过程中不是停滞了反而加速了;从空间域上看,“异类文明”与人类文明的相互嵌入所带来的灾难,促使人类反思,尤其是对充满了贪欲的战争、资源掠夺等行为进行反思和调适,也促使人类认识到,文明内部要加强合作以防范“异类文明”发动的新的攻袭。但不管怎样,全球化内部的各种要素依然在以独特的形式流动,同时全球化在当今已经不再是一个客观的趋势,也不再是一种在时间轴的具体时点上的空间分享,而是一个被人类现代性力量所扭曲且被赋能的过程。

    第一是资本的赋能。尽管资本在现代的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拓展作用,但那时候的资本也只是一种拓展全球化的工具而已,资本的规模及其流动方向都无法对全球化进程进行赋能。一方面,当时的资本规模小,没有主动对全球化进程赋能的能力,实际上是因追逐利益而对全球化进程施加了一种历史不自觉的功能。另一方面,那时候的资本流向是单向性的,即从西欧流向东方殖民地、附属国地区,而全球化表面上看是西方向东方扩张的过程,但实际上最初意义上的全球化“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特征是欧亚大陆地区间和文明间的相遇”,是“地球上不同地区的各部族、各民族之间的人们要求相互交往”,是“东方和西方进一步融合”的过程。然而如今,一方面全球跨国资本的成长速度和成长规模超乎想象,几乎是以指数级的速度成长为超大规模的全球资本。另一方面,当今资本的流动方向是多向性的,资本的流向特征相同使得全球化进程成为超大规模资本流动的“河床”,不同地区的资本规模大小、品质等构成了资本“位势差”。这是资本流动的重要原因。反过来,由于不同资本的资源、能力、品质禀赋不同,成长的速度差异非常大,这决定了资本流动的“初速度”非常大。加之现代通信技术的巨大推动力,资本的多向性流动速度就更快。在这个层面上,资本对当今的全球化进行了主动赋能,大大促进了全球化进程。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资本逐利的本性没有改变,资本在世界上几乎没有限制的流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也会因信息技术的助推而在资本链上形成强大的传导效应,并有可能导致资本链、利润链的整体瘫痪,而资本则会因慑于崩溃而主动承担全球经济治理的责任。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全球化现象,甚至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文明化趋势”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新现象。

    第二是现代传媒技术的赋能。传媒技术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互动,印刷报纸出现在西方是在15世纪50年代。报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消息的报纸产生于1493年,是罗马第一张印制的报纸。19世纪30年代诞生的电报技术是为了给走向全球化的人类传递信息,但通信技术发展之迅速超乎人们的想象,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技术革命催生的互联网技术,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就把人类社会带入互联网时代,全球化过去的一切范式如战争范式、文化范式、资本范式等,都迅速被互联网信息技术范式所取代。最关键的是,互联网以自己的信息技术范式对全球化的时间、空间进行转化或者重组。一是使全球化在时间轴上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方式叫作“同时性”(simultaneity),另一种方式叫作“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也称为“无时间性”(timelessness)。这两种表现方式都是互联网技术对时间进行“压缩”(compress)处理的结果。二是使全球化在空间域上表现为空间的流动性(flusility)。这与时间上的“无时间的时间”有内在的经济关系,因为信息的“无时间”共享,总是在空间的支持下,所以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指出:“空间是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之物质基础”,“空间把在同一时间里并存的实践聚合起来”。仅仅这样认识空间的话,这个空间是传统意义的空间,信息化社会的空间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空间,就在于空间的流动性。由此可见,现代传媒技术对全球化的赋能主要是通过技术对时间的“压缩”和促进空间的流动来实现的,而全球化无论是时间轴还是空间域都被技术进行了重构,从而使全球化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加速度”。

    第三是政府的赋能。从全球化的时间轴来考察,我们会发现,政府在全球化中的作用是由强变弱的,即帝国的扩张推进全球化进程,全球化最初强化了帝国的力量,后来又瓦解了帝国,帝国走向主权国家;再后来是资本、技术及其所赋能的全球化。“它们提升了我们的生产力、文化创造力及传播潜能。同时,它们也削弱了社会组织的权威。”这自然也包括削弱了主权国家政府的权威。在这种情形下,政府总是从维护主权国家利益的角度来重塑自身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合法性,其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试图用国家的价值和意识形态来“训导”(discipline)全球化。因此,在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我们经常发现不同国家把本国的价值附加于全球化,试图借助于全球化的力量,把本国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变成一种普适性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由此可见,政治对全球化的赋能,往往是用某种价值去“训导”全球化,从而也扭曲了全球化的进程。

    第四是跨国倡议网络(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的赋能。倡议网络的行为主体是复杂的,包括诸如国际和国内的非政府组织、社会运动、基金会、媒体、教会、商会、消费者组织和知识分子等。不过,这些行为主体并非都能够为全球化赋能,有的不仅不能赋能,而且是全球化坚定的反对者。因为,在反全球化的行为主体看来,全球化是“一种新的西方帝国主义模式”,甚至是“美国化”。跨国社会运动对全球化赋能的主要方式有:一是积极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具体实践,包括影响与参与制定行业规范,与相关的跨国倡议网络合作,共同制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人权保护协议,影响或操控某些国际公约,以及对一些国家进行游说,参与相应的国际协定以增进全球公益等;二是加强不同行为主体与政府之间关于全球化议题的对话,构成关于全球化的跨国倡议网络;三是以实际行动来影响政府,推动政府承担全球化的相应责任。例如,前不久有些中国学者、美国学者和政府前高官都致信美国政府要求加强中美合作,使全球化回归正道。当然,跨国倡议网络总体上对全球化的赋能是非常有限的,这与其手中所掌握的资源有直接关系。

    被赋能的全球化产生了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对全球化产生重要的加速作用。如果全球化依然是一种客观趋势的话,由于被资本、技术等强大力量赋能,这种客观趋势如虎添翼地席卷世界每一个角落。对全球化来说,在空间域上整个世界已经没有任何处女地。另一种结果是全球化因政府、跨国倡议网络的赋能而被政治与社会两种力量掌控,因而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彰显的是全球化主观的趋势。然而,这两种结果都分别使全球化的时间轴和空间域产生了严重的扭曲,而扭力正是来自对全球化赋能的主体性因素。对全球化时间轴的扭曲,增加了全球化内部要素特别是技术、信息等要素对全球化的影响,而这些要素则因缺乏科学伦理的规训而带来全球化的重大风险。特别是在以人为中心的前提下,技术会在“服务人”的名义下助推资本改变人类文明与“异类文明”共处、共生的环境。因此,雅斯贝斯说:“人类技术给自然造成的面貌,以及这一技术过程又如何作用于人类,形成各条历史线索中的一环,通过这种方式,人类的工作方式、工作组织和环境发展改变了人类自身。”对全球化空间域的扭曲,虽然增加了全球化的“质地”,使全球化变得更加“丰满”,但也使全球化增加了不必要的“赘肉”,特别是某些国家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强加,全球化就很有可能滑向“不当”管理且仅仅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全球政治(cosmocracy)进程。

    五、时空转换中的全球化风险及人类的应对

    我们不仅看到了全球化时空扭曲的技术风险,也看到了全球化在时空转换中“不当”管理的风险。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充满风险的时代。尽管风险并非全球化的产物,但在技术对全球化赋能之后,社会风险更高了。尤其是随着战后核时代的到来,人们开始意识到核的使用过程所潜藏的巨大风险,人们的关注点也由原来的环境风险及社会承受风险的能力问题转移到关注核问题产生的风险,并且风险分析开始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对技术产生的严重后果进行反思,贝克(Ulrich Beck)提出了风险社会的理论。贝克认为,工业社会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造就了舒适安逸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危机、核危机等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巨大风险。这些风险不同于工业化以前人类所遭遇的各种自然灾害,因为那些自然灾害并非人类的某些决策导致的,而工业社会的风险则源于人们的重大决策。

    被赋能的全球化,也意味着全球化是“被制造”的现象,因而全球风险社会也是“被制造”的全球风险,大奖游戏骰宝玩法:风险的真相也常常被掩盖。在技术对全球化赋能的过程中,技术精英组织总会编织一大堆理由来证明技术赋能的全球化将为人类构造一个美好未来。然而,当人类摆脱了时间、空间的束缚而在瞬间获得技术带来的信息“福祉”的时候,人们却再也摆脱不了个人隐私在全球的传播所带来的烦恼。而技术精英明知道这些烦恼是存在的,可为了推进全球信息共享的技术,他们几乎不会把真相曝出来。技术的“潘多拉魔盒”打开后,技术也同样作为一种“异类文明”以其独有的方式嵌入人类文明,甚至是颠覆人类文明的常规秩序,尤其是超级智能“会通过自我学习和自主创新,突破设计者预先设定的临界点而走向‘失控’,反过来控制和统治人类,‘将人类关进动物园里’,甚至判定人类‘不完美’‘没有用’,从而轻视人类,漫不经心地灭绝人类”。同时,信息时代的冷漠也被民主的温和面纱所遮盖,这层面纱的背后则是社会不平等的现实。在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下,被压抑的社会中下层的种种政治反抗运动常常以亚政治(sub-politics)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发帖、屏蔽、删帖构成了一场场信息时代全球化了的信息“游击战”。

    被人为地赋能的全球化,其结果一定是不公平、不平衡,以及全球的分化。资本对全球化的赋能所导致的是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分化,而技术对全球化的赋能则是在贫富分化的基础上更增加了一道深深的数字鸿沟,进而给国际社会增加了更大的社会风险。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也认为,一方面西方工业社会正在向风险社会过渡,在这一过程中,风险在不断被人们所感知,因而风险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财富—分配”社会的社会问题和冲突逐渐与“风险—分配”社会的相应因素结合起来,构成了新的分配原则——与财富分配原则相反的风险聚积,即财富在社会上层聚积,风险则在社会的下层聚积。也就是说,风险不是消除了阶级社会的阶层不平等,而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因而,在贝克看来,反思现代性就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逻辑。在西方,相当长时期内,现代化进程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对物质短缺的争夺基础之上的,因而人们在现代化的滚滚财富面前,往往对不断增长的“有害副作用”的“玷污”视而不见。结果是,“当危险伴随着政治无为而增长的时候,风险社会就包含着一个固有的成为替罪羊社会(scapegoat society)的倾向:突然间不是危险,而是那些指出危险的人造成了普遍的不安”。因此,风险就与反思现代性直接相关。

    面对风险的全球化或者说全球化的风险,人类到底有怎样的应对之策呢?正文述及,面对“黑死病”之类的“异类文明”的攻击,当时人类文明走出困境的路径是技术创新即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人类文明绝对不是也不可能消灭“异类文明”,而是通过技术创新来增强人类文明的“免疫力”,遏制“异类文明”的攻击力。从这两方面来看,15—18世纪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是非常成功的。在当今,人类文明应对各种“异类文明”的进攻和各种风险的挑战,技术创新固然重要,而且也是必需的,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和全球化理论创新。这两方面的创新很显然是以全球化从客观趋势(即“不能由于人类社会的某种状况而受到赞扬或者指责的过程”)转化为人类掌控下的人类文明扩展过程(即“在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世界正在被塑造成一个共享的社会空间”的过程)为前提的。因此文明扩张需要建立在某种秩序之上,而制度与思想是秩序的维护力量,制度创新就是在思想的引导下维护全球化“善”的未来。

    与制度创新相比,当今特别需要全球化的思想理论创新。事实上,当全球化被人为赋能以后,它就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了。如何解决这个“技术性”问题或许不能仅仅依靠技术创新了,因为技术创新自工业革命以来就一直在进行着,尽管技术创新被两次世界大战所中断,但战争迅速催生了先进的技术,在战后成为新科技革命的重要助推力,甚至可以说连大数据、人工智能等21世纪的最先进技术,也都是因这股助推力而产生的重要技术成果。相反,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思想创新除了在轴心时代有一次重要突破以外,以后几乎再也没有第二次“突破”,即便如雅斯贝斯所说的人类历史的“第二轴心期”的“新普罗米修斯时代”,但似乎“仍十分遥远,隐而不露”。尽管后来出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类的思想涌动,一些思想家曾经尝试努力回溯到轴心时期的思想高度,但终究是人类在技术的助推之下将欲望全面释放出来,“精神已被贬低到只是为使用功能而认识事实和进行训练”,道德提升、思想修炼已经成为人类文明中的“奢侈品”,“夏洛克式”的贪婪彻底阻碍了思想理论的创新。因此,全球化在历经资本、技术、政治价值等因素的时空扭曲以后,将会在未来进程中继续遭受上述因素的扭曲,而上述因素再附上人类不加约束的欲望的话,全球化依然在不可逆转中充满风险。而克服风险最关键的是思想理论创新,用创新的思想理论来规训技术,规训资本,规训政治和规训人类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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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胡键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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